我从怀里摸出手机，屏幕还亮着。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拨了一个号码。
“嘟……嘟……嘟……”
电话通了。
“大伟。”我的声音哑得像砂纸磨木头。
“你他妈半夜三点打电话？”大伟的声音带着睡意，但很快清醒了，“你昨晚去哪了？电话不通。”
“……加班。”
“加你大爷，我刚才巡逻从你们巷口过，你书店的灯一直亮着。”大伟顿了顿，“老巷那边，又有人报案。纸扎铺对门的邻居，说半夜听见铺子里有人扎纸，响了大半宿了。”
我没说话。手指在手机边缘收紧。
“可那铺子，”大伟的声音低了下去，“已经半年没人住了。”
大伟是辖区派出所的辅警。他知道的比我多，但知道的越多，怕得越多。
我挂了电话。手机屏幕灭了，黑暗重新将周围吞没。
我低头看《凶宅簿》。书的封底夹层，有一张泛黄的纸角露了出来。纸角是卷的，像一片风干的皮肤。我抽出来，是一张老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穿长衫的老人，抱着一个小女孩，站在纸扎铺门口。老人的脸被墨水涂黑了，但小女孩的脸清晰可见——圆脸，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红棉袄，笑得很甜。
而那张脸，和纸扎铺里遗像上的女孩，一模一样。
照片背面，是爷爷的字迹。字迹潦草，像仓促间写的，墨色已经褪色，但还能辨认出两个字：“别去。”这不像是留给我的，更像当年他留给自己，或者某位同行的绝笔警告。
凌晨三点十七分。
我瘫坐在封纸斋柜台后面，胸口像拉风箱一样剧烈起伏，冷汗把后背的衣服浸透，粘在脊梁上。我把那张老照片放在台灯下面，手抖得差点捏不住薄薄的相纸。灯泡是暖黄色的，但照片上的两个人，像被一层青灰色的雾罩着。老人的脸被墨水涂黑了，黑得发亮，像一块腐烂的皮。小女孩的脸却异常清晰，红棉袄的褶皱、扎歪的辫子、缺了一颗的门牙，全都看得清楚。
她笑得很甜。甜得不像一张老照片该有的表情。
我强忍着心悸把照片翻过去，背面除了角落里一行模糊的小字“陈德山，绝笔于五八年冬”，正**只有两个字：“别去。”
是爷爷的字迹。我小时候替他抄过账本，认得这笔捺尾的拖锋。
《凶宅簿》摊在柜台上，封面上那个指着“丑时三刻”的暗红色墨迹还在。我用指腹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