侧身蜷缩着，眉头紧锁，即使在睡梦中，手也无意识地按在胸口。她的脸上，是洗不掉的疲惫和蜡黄。
他关上门，骑车去送奶。清晨的寒风凛冽，但他脑子里却是母亲车间里永远不变的、带着棉尘的闷热空气，和那无休止的机器轰鸣。他送一瓶奶赚两毛，母亲在车间里站一小时，剪线头、搬布匹，赚十块。他的“早餐现金流”日赚几块，母亲的“夜班现金流”日赚八十八。单位时间价值的巨大差异，冰冷地展示着体力劳动的廉价，和没有特殊技能的中年女性在就业市场的残酷处境。
中午洗碗时，老板老张随口说：“你妈是不是在XX纺织厂上班？我小姨子也在那儿，说最近活儿多，但粉尘大，好几个老工人咳嗽一直不好。”
古民“嗯”了一声，没多说。他想起陈主任牛皮本里的一句话：“有些成本在账面上，有些在桌子底下。算利润，要把桌子底下的也算进去。” 母亲的工资，账面上是两千四。桌子底下的成本，是她加速折旧的健康，是夜晚无法安眠的咳喘，是这个家庭未来可能面临的、更大的医疗支出风险。这个“成本”，目前由母亲的身体独自承担，没有计入家庭财务报表。但它真实存在，像一颗定时炸弹。
晚上，母亲出门上夜班前，会简单吃几口剩饭。她话越来越少，脸色越来越差。咳嗽从偶尔变成频繁，夜里尤其厉害。古民提出带她去医院看看，她总是摇头：“老毛病，气管炎，厂里都这样。吃点止咳药就行。去医院一趟，几天工资没了，不划算。”
“划算”。这是母亲最常挂在嘴边的词。做一件事“划算”与否，是她衡量世界的唯一标准。而这个标准，极度简单粗暴：短期现金支出与短期现金收入的比较。长期的健康损耗、未来的风险，不在她的计算器上，或者说，她负担不起计算它们的成本。
古民不再劝。他知道劝不动。他只能更努力地运行自己的三条现金流，更严格地执行“三三三资金铁律”，试图让“生存发展金”和“风险熔断金”更快地增长，早日覆盖父亲的手术预备，也早日能为母亲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储备一点“桌子底下”的应对成本。
他把“护膝基金”的目标悄悄提高了。原来计划4200元用于父亲护膝、新衣、体检和家庭备用。现在，他将其重新定义为“家庭健康与尊严基金”，目标金额调整为6000元。用途增加了“母亲呼吸道专项检查与调理”、“家庭空气质量改善（如购买空气净化器）”两项。他知道6000元对于真正的疾病只是杯水车薪，但这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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