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死盯着摊在工作台上的《凶宅簿》。书页上，除了那幅简笔画和干涸的水渍手印，封面上原本的“等”字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行新浮现的字：“第一处，已渡。簿记。”
我盯着“簿记”两个字。这不是我的字迹，也不是爷爷的。给我一种感觉是书本身在记录着。
我合上书，书脊在掌心留下一道红印。红印不是平的，是凸起的，像被烙上去的。
我抬头，看向柜台后的纸人。它的眼眶里已经被塞进了两颗玻璃珠，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冷光，像两颗溺亡者的眼睛。而它的右手，比昨天又抬高了一寸，僵硬地指向后院的方向。
我没有伸手去碰它。干我们这行，最忌讳和沾了因果的物件硬碰硬。我从柜台底下翻出一块旧红布，蒙住了纸人的眼睛，又扯了一段浸过朱砂的红绳，在它身上死死绕了两圈。
做完这些，纸人的嘴角依然是平的，像一条线。
像哭。
我把门锁死。
凌晨三点。我没有睡。我坐在柜台后面，把《凶宅簿》摊在膝盖上，盯着“簿记”两个字。字的边缘在微微颤动，像有生命。
我低头看自己的左手。蚀纹从手腕贯穿小臂，直抵手肘上方，整条变成了墨黑色，比昨晚又深了一分，像一条吸饱了墨汁的藤蔓。但我能感觉到，藤蔓的尾巴还在往心脏的方向爬。只是速度慢了，像冬眠。
我拿起手机，拨通大伟的号码。响了五声，没人接。第六声，通了。
“砚哥？”大伟的声音带着浓重的睡意，“又他妈半夜三点？”
“纸扎铺的案子，结了。”
“……结了？”大伟的声音完全清醒了，“什么意思？”
“人死了，事没完。但现在，暂时完了。”我顿了顿，“最近老巷有没有新的案子？”
“没有。”大伟打了个哈欠，“但有个事挺怪的，纸扎铺对门的邻居，说最近几天晚上，铺子里总有响动，像有人在搬东西。房东去查了，门锁得好好的，但……”
“但什么？”
“房东说，铺子里少了一个半成品纸人。”
我没说话，目光不由自主地瞥向角落里那个被红布蒙住的纸人。
“砚哥，”大伟的声音低下去，“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没有。”我把《凶宅簿》合上，塞进怀里，“睡吧。”
我挂了电话。
凌晨四点。我靠在柜台后面，眼睛盯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