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好的初衷也会变味。”
邹百里没有接话，手指在桌面上又敲了两下，像是在消化林北刚才说的那些话。
林北继续说：“红星厂的互助基金之所以能运行得好，是因为规模小，且仅限在红星厂的范围，每一笔支出都有人盯着，而且管理小组的几个人都在全厂的监督之下。一旦推广到全国，规模大了，监管跟不上，就很难保证不出问题。”
邹百里严肃的点头说道：“看起来确实是有很大的隐患，我原本还想看看能不能推广一下，这种互助的方式，确实是很有用。”
“只要是少数人捏住大部分人的钱，那就容易出问题。”林北若有所指的说道。
至于社保制度，林北自然知道，可在林北看来，还不适合这个时期的种花家。
首先是财政承受能力的问题，种花家底子太薄，全国工业产值有限，农业尚未实现稳定增产，如果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养老制度，需要从财政中拿出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来支撑。
这笔钱从哪里来，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如果靠企业缴纳，当时大部分企业刚刚完成公私合营或者国营化改造，利润微薄，不具备承担大规模养老支出的能力。
如果靠国家财政直接拨款，则会挤占其他领域的资金，影响工业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进度。
其次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城市职工和农村人口在福利待遇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城市职工有单位保障，农村人口则以家庭养老为主。
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推行养老制度，农村人口的覆盖将面临巨大的困难。
农村集体经济刚刚起步，大部分生产队的收入仅能维持基本运转，不具备额外承担养老支出的条件。
第三是制度设计的问题，养老制度需要一套完整的资金筹措、发放、监督和审计机制，需要专业的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来操作。
这个时期，全国范围内的人才储备还不足以支撑一套覆盖数亿人口的养老体系，如果仓促上马，容易出现资金管理混乱、发放不公以及基层克扣等问题。
第四是人口结构的问题，种花家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劳动力人口占比高，老年人口占比低。
从表面上看是一个推行养老制度的有利时机，但年轻人口占比较高意味着需要持续保持高水平的就业率来支撑养老基金的运转。
一旦经济增长放缓或失业率上升，养老基金就会面临收不抵支的压力，种花家本身的底子比较薄，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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