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道口南大街拐角有一家副食店，门脸不大，门口堆着几筐白菜和大萝卜，店里的售货员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大姐，围着蓝布围裙，正拿着鸡毛掸子掸柜台上的灰。
两个穿中山装的人走进来，一男一女，男的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女的把工作证亮了一下：“同志，我们是市里来的，想跟您打听个人。”
胖大姐把鸡毛掸子搁下，看了一眼工作证，表情认真了些：“打听谁？”
“钟国胜，十八岁，住南锣鼓巷九十五号大院，他是不是经常来这儿打零工？”
“国胜？”
胖大姐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说：“来过，这孩子从好几年前就在这一带打零工了，冬天搬白菜，夏天卸货，人老实，干活不惜力，就是瘦得厉害。”
女的翻开笔记本，一边记一边问：“好几年前？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胖大姐仰头想了想：“怎么也得有三年了吧，那会儿他还没柜台高呢，后来个子蹿起来了，人反倒越来越瘦，最近好一阵子没见他了。”
“他一个月能挣多少？”
“零工能挣多少？好的时候一天挣个三四毛，一个月下来撑死了十来块钱。”
胖大姐顿了顿，像是想起了什么，叹了口气说：“那孩子爹妈都没了，一个人过，有回他搬完白菜，蹲在我们店门口啃窝头，我要给他倒碗热水他都说不用。说起来——他不是烈士家属吗？按理说应该有补贴的，怎么过得跟没爹没妈一样？”
两个穿中山装的人对视了一眼，男的把笔记本合上，脸上的表情比进门时沉了许多：“您确定他是烈士家属？”
“这还能有假？他爸是轧钢厂的钟大山，那年抓特务牺牲的，胡同里谁不知道。”
胖大姐把鸡毛掸子往柜台上一搁，语气有点急了：“同志，你们是来调查的？那孩子的抚恤金是不是出问题了？我就说嘛，烈士遗孤，有补贴有工位，怎么至于辍学打零工，怎么至于饿成那样。”
女的中山装放下笔，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您反映的情况很重要，我们还在核实。”
两个人走出副食店，站在街边，胡同口的风灌进来，吹得笔记本的纸页哗哗响，男的把本子揣进兜里，掏出烟来，没点，又把烟从嘴里拿下来。
“三年，十五岁开始打零工。”
男的声音压得很低，语气很僵硬：“烈士遗属，每月二十块补贴，他一分没见着，这还不算那笔一次性抚恤金和他爸的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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