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行李袋，几件衣服，口袋里几百块钱。
他从广州转火车，一路往北。
火车上，他把这两年的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两次去美国取设备、跟林明成打通东南亚、恒丰与亚联洋行的摩擦、合义堂的灭门、德国格勒行的变卦。
每一件事，都能从华兴的账目上找到对应的记录，账，是他特意让程敏做的，每一笔都清清楚楚。这是他在香港两年里，唯一不用担心的东西。
但有人要搞他，账做得再清楚也没用。
需要"有人保他"，不是高明民那个级别的保，是更高层级的保。
他想了想，把口袋里的那张电报又掏出来，重新看了一遍上面的公章。
是一个他不知道名字的部门。
这个部门，他回北京之前，得先弄清楚：它归谁管，谁说了算，是冲着华兴来的，还是冲着高明民来的。
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他回北京之后怎么动手。
火车轮子一下一下地碾着铁轨，天快黑的时候，窗外终于出现了北京的城墙。
灰色的，矮矮的，远远地立在那里。
陈守业把电报折好，重新放进口袋。
北京，他回来了。
北京站台上的人不多，风吹过来，带着干冷的土味。
这味道他太熟了,在北京住了那么多年，每次从外地回来，这个味道都第一个跑进鼻子里,跟香港的海腥味完全不一样。
电报只说了"向主管部门报到"，没说什么部门、什么地址、谁是联系人,组织上的"冷处理"，他已经感觉到了。没人接站，是第一种冷。
他提了行李袋，往四合院的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