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后勤系统本身存在固有的漏洞，尤其是在如此高强度的运转下。
陈阳敏锐地利用了这一点，在审批运往“第23师团弹药补给”的清单时，基于该部队上报的“激战损耗”，在核准数量上，额外增加百分之三到五的“计划战损储备”。
这微小的百分比，在数以万计的弹药基数面前，汇聚成的绝对数量是惊人的。
这些“多出来”的弹药，（主要是三八式步枪，大正十一式轻机枪也就是歪把子，以及九七式手榴弹），会被换上印有“关东军后勤特批”，“诺门罕紧急物资”字样的包装箱，混入正品中一同装车。
同样的手法自然也应用于药品，被服甚至罐头食品。
他签字的理由充分无比，“前线战况激烈，补给线漫长，必须预留充足冗余以应对不测。”
当然除了这些军需物资，对于一些更敏感，更关键的物资，如无线电设备，精密仪器，特种钢材，甚至拆解后的迫击炮部件和炸药，陈阳则采用了更精巧的“混装”策略。
他会指示绝对信任的、安插在关键装卸岗位的同志，将这些东西密封在特制的木箱或铁皮箱内，外部标记则伪装成“坦克备用履带板”，“火炮驻锄”（替换零件），“工程测量器材”等！
这些箱子会被巧妙地放置在军列中运输重型装备的平板车角落，或者混入运送“非急需工程物资”的棚车中。
利用日军各部门之间信息不通畅的弊病，把这些东西偷偷转运到红党或者果党买家手里。
当然，物资上车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送达客户手里。
这也是整个计划中最具风险的环节。
陈阳利用其协调的职权，在对北上军列路线进行“优化”时，会刻意规划一些看似合理的“辅助路线”或“临时补给点”。
例如，一列从沈阳出发，满载兵员和弹药的军列，原本应直接经白城抵达阿尔山。
陈阳会在调度命令中注明：“为减轻主干线压力，提高效率，该次列车部分车厢于彰武站进行编组分离，经由通辽线绕行，并于洮南站进行临时补给与检修。”
“洮南”这样的地点，往往就处于活跃的抗日游击区边缘。
当列车按照“命令”在这些站点停靠时，早已伪装成当地劳工，铁路维护人员或者甚至伪满洲国路警的接应人员，便会利用这短暂而“合法”的停靠时间，在夜幕或混乱的掩护下，迅速将标记好的“特殊物资”卸下，转移到早已等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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