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姐，你刚才说，你一直都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你觉得自己过失杀了他，手上沾了血，所以不配拥有安宁的夜晚。”凌烽的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了空气里，“但你有没有想过——像他那样的男人，本来就该死。我听着你的叙述，如果他现在还活着，我都想立马去找他——不是杀他，那太便宜他了。我要把他的手脚一根一根地打断，让他下半辈子永远躺在病床上，让他在那张床上日复一日地想起自己曾经用这双手做过什么。那才是他该受的惩罚。死对他来说，太轻了。”
蓝梅愣住了。她怔怔地看着凌烽，嘴唇动了两下，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用这样的语气、这样的视角来评述那个男人。在她身边的人——那些了解过她案情的人——要么同情她，说她命苦；要么小心翼翼避开这个话题，生怕触到她的伤疤。但从来没有人像凌烽这样，直截了当地、毫无保留地告诉她：那个男人该死。
“梅姐，难道你不觉得他该死吗？只要是个正常男人都做不出来他那样的事。他对你百般折磨，完全不把你当人看——拿皮带抽你，拿刀片划你，让你趴在地上学狗叫。既然如此，你何必还把他当成一个人来看？这样的男人完全就是一头披着人皮的畜生，死不足惜。”凌烽的声音冰冷如铁，却带着一种奇异的、让人无法反驳的逻辑力量，“如果梅姐你是因为他的死与你有关而耿耿于怀，一直把过错归咎到自己身上，那大可不必。你应该勇敢地去正视这个问题——不是正视你的‘罪行’，而是正视他曾带给你的那些伤害。不要逃避，不要自责，不要把自己关在那个你自己搭建的牢房里。”
“只要你勇敢地去正视他——不是用恐惧的目光，而是用一种清冷的、审视的目光去看待那个曾经折磨过你的男人——你就会发现，他并不可怕。他只不过是一个懦弱到要靠折磨比自己弱的人来获得满足感的可怜虫。他的死在你看来是罪过，在我看来是必然——天作孽犹可活，人作孽不可活。他作孽太多，那天晚上不在你家阳台上翻出去，迟早也会在别的地方以别的方式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他的死与你无关，是你手中的那把剪刀替他按下了一个早就该按下的终止键。”
蓝梅怔怔地听着，泪水无声地从眼眶滑落。但这一次的泪水不再是悲伤和恐惧，而是一种被理解了、被接纳了、被从罪责的牢笼中释放出来之后才会流淌的、滚烫的解脱。
“即便我明白这个道理也好，可我仍然控制不住自己的病症。它还是会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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