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从胸腔里硬挤出来的，台下前排那个女工已经在用袖子抹眼泪了。
“我的母亲在我父亲牺牲后她病倒了，没钱看病，没钱买药，我父亲的抚恤金被人截了，每个月的遗属补贴也被人截了，我母亲死的时候连最便宜的药都没吃过一口，她就死在那张炕上，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你爹的钱，去找……’话没说完，人就没了。”
钟国胜的声音哽咽住了，停了片刻，握着话筒的手有些颤抖，胸膛里那口郁结之气始终无法消散。
台下已经有人哭了，是几个年纪大的女工，坐在前排靠边的位置，眼泪顺着脸颊流下去，怎么抹，都抹不干净。
钟国胜举起话筒，用尽全身力气嘶吼出来：“谁来告诉我，父亲做错了什么？我母亲做错了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这一声嘶吼像惊雷一样炸开，礼堂里安静了一瞬间，然后爆发开来，前排那个头发花白的老钳工第一个跳起来，转过身冲着被告席的方向，用粗粝的嗓子吼道：“严惩凶手！枪毙易中海！”
他旁边几个徒弟模样的年轻工人同时站起来，齐声高喊：“枪毙易中海！”
后排有人冲被告席挥舞着拳头，声音嘶哑地骂道：“畜生！连烈士的儿子都敢欺负！你们还是人吗？”
广场上的人群听到了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嘶吼，也炸开了锅，那个拄着拐杖的退伍老兵把拐杖在地上狠狠一杵，嘶哑着嗓子喊：“枪毙！一个都不能留！”
他身后的居民们一浪接一浪地往前涌，轧钢厂门口的战士们不得不手挽着手组成人墙。
现场几个负责维持秩序的公安被这股怒火推得连连后退，靴子在地上磨出刺耳的声响，额头上的汗顺着帽檐往下淌。
他们不是没见过公审大会上群众情绪激动，但像今天这样，台上每说一句话台下就像滚水一样翻腾，没有一个公安经历过。
主席台上，主持审判的几个人面色都很难看，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其中一个人皱着眉头，翻开了面前的那份量刑建议，手指点在刘海中和阎埠贵的名字上，二十年，又移到贾张氏的名字上，十年，秦淮茹，十五年。
他的手指收了回来，沉默了片刻，把量刑建议合上了。
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怎么够？
这些罪名加在一起，怎么够？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被折磨了三年，被逼得没有尊严，被逼的活不下去，被逼得看着亲娘活活病死在炕上，被逼得跑到广播室里对着全厂嘶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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