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在出锅前截留一半，跟他说是带给聋老太太吃的。
杨友信觉得傻柱对老太太有孝心，就默许了，后来招待餐越搞越频繁，标准越来越高，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工人举报傻柱抖勺克扣伙食，他把举报信压了下去，把举报的工人调了岗。
他给街道办王主任打过电话，给派出所也打过电话，让他们关照聋老太太，不是什么特殊的关照，但那些人会怎么理解“关照”这两个字，会怎么执行，他从来没有过问。
牛公安的笔在纸上飞快地走，把这些事一条一条记下来，写到最后一笔的时候，杨友信突然停了下来。
杨友信直直地看着桌面，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把手伸进怀里，掏出一把枪。
那是一把老式的勃朗宁手枪，枪身上的烤蓝已经磨掉了大半，握把上包着的胡桃木贴片被磨得油亮，扳机护圈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
杨友信握着这把枪，手指自然而然地扣在扳机护圈上，那个姿势一看就是无数次拿过枪的人才会有的习惯。
牛公安手里的笔一顿，眼睛瞬间盯住了那把枪，旁边的老郭反应更快，他一步上前挡在牛公安前面，胸口的衣襟敞着，脸上没有丝毫畏惧，只有像铁水一样滚烫的愤怒。
“杨友信！你想干嘛？快放下枪！”
老郭的吼声在审讯室里炸开，震得窗户玻璃嗡嗡响。
杨友信没有把枪指向任何人，他低头看着手里的枪，手指摩挲着握把上那块磨得光滑的木贴片，声音平静得让人发冷：“这把枪是我在战场上缴获的，坑道白刃战，我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后来组织上奖励给我，我一直带在身边，每个月都拆开擦一遍。我留着它，是想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要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
杨友信抬起头看着老郭，又看了看牛公安说：“我偷偷去看了钟国胜那孩子，他就坐在二楼办公室里，端着一碗面，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慢慢吃，旁边的人跟他说话，他就抬起头，很平静地回答。那种平静，不像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该有的，那双眼睛我见过，在钟大山的遗像上。我站在门口看了他一会儿，没敢进去。我不敢，我怕他问我：杨厂长，我爹的抚恤金去哪了？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杨友信的声音开始发抖，手指却更加用力地握紧了枪柄：“当年我会去参加革命，是因为看到列强欺压同胞，我跟自己说，我这辈子要为这片土地拼命。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当上了轧钢厂的厂长，我以为我还能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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