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友信的声音哽了一下，低着头，不敢看老太太的眼睛：“我同意提升易中海工级，不是真觉得他能照顾好您，是我不方便出面，找个人替我在您跟前尽孝，好让我自己心里好受点，可到头来，事情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把九十五号大院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聋老太太看着杨友信，嘴唇剧烈地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她养了杨友信那么多年，从没指望过杨友信报答，更没想过杨友信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跪在这里认她。
聋老太太伸出那只干枯的手，颤颤巍巍地抚上杨友信的头发，就像很多年前在胡同里第一次遇到杨友信，轻轻摸了摸杨友信的头。
杨友信蹲在聋老太太面前，握着聋老太太的手，审讯室里那股恶臭一阵一阵地往鼻子里钻。
可杨友信没有松手，也没有退开，从走进这间审讯室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有些东西再也藏不住了。
叫出那一声“妈”的时候，杨友信反而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不是突然有了勇气，是这几天反复想下来，终于想明白了。
这几天杨友信几乎没合过眼，烟灰缸里的烟头堆成了小山，钟国胜在高音喇叭里那三句灵魂拷问，不光震醒了全厂工人，也震醒了他。
杨友信在办公室里坐着的时候，不止一次想过，如果当年他没有听聋老太太给易中海提级，如果他没有给街道办和派出所打招呼，如果他没有因为傻柱做菜好吃就放任他在食堂里抖勺截留，九十五号大院会不会还是今天这个样子？
可每一次这么想，最后都绕回同一个起点：没有如果，他杨友信做的每一件事，都像是往钟国胜身上加了一根稻草，一根又一根，三年下来，差点把那孩子压死。
钟国胜这件事闹得太大了，冶金工业部、市政府、市公安局、报社、烈属办全部介入，联合工作组进驻轧钢厂，部队的卡车就停在厂门口。
杨友信已经从调查组那边得知，街道办全体人员被控制审查，交道口派出所全所人员也被控制审查，两边现在是从别的区紧急调人过来维持运转。
杨友信在体制里待了这么多年，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了，这叫一锅端，不是说查一两个人、给一两个处分就能了事，是组织上已经不信任这个系统的任何一个人了。
从街道办到派出所，从轧钢厂到九十五号大院，所有跟钟国胜这三年遭遇沾边的环节，全部停职接受审查，由上而下、由外向内，一寸一寸地查。
几岁尿床都能给你审出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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