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处处长孙大勇正在办公室看这个月的报表，喇叭响了，他起初没当回事——厂里广播天天放，不是通知开会就是放革命歌曲，可听了两句，他手里的报表就放下了。
那个声音年轻，很平静，说的却不是平常那些事，钟大山。内保大队大队长，抓特务牺牲。
孙大勇听清楚了这几个字，眉头皱了起来，钟大山的后事是他亲自经手办的，抚恤金签字是他亲眼看着走的流程，工位顶替也是保卫处报上去的。
喇叭里的声音继续往下说，母亲病逝，抚恤金迟迟不见，工位下落不明，每月二十块遗属补贴分文未见。
孙大勇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他记得很清楚，去年年底他还问过下面的人，钟大山家属安置得怎么样，下面的人回话说“安置得很好，抚恤补贴按月发着呢”。
“安置得很好。”
孙大勇把这几个字在嘴里嚼了一遍，牙关慢慢咬紧了，他伸手去拿桌上的电话，手指刚碰到听筒，喇叭里又传来一句话——“我被迫十五岁辍学，靠打零工糊口，冬天搬白菜，夏天卸货，一天挣几毛钱，饿得在地上爬不起来的时候，没有人管我。”
孙大勇的手指在听筒上捏得发白，用力摇了几下摇把，对着话筒沉声说：“给我接武装部。”
等了片刻，线路接通了，孙大勇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我是红星轧钢厂保卫处处长孙大勇。现在厂内发生紧急情况，原保卫处内保大队大队长钟大山烈士的遗孤在广播室通过全厂高音喇叭公开控诉，称其父亲牺牲后抚恤金、工位和遗属补贴全部被侵吞，三年分文未见。此事涉及重大，我先行汇报，具体情况随后书面呈报。”
孙大勇挂断电话，从椅子上站起来，拽过挂在墙上的武装带，一边往腰上系一边大步往外走，冲着隔壁办公室喊了一声：“治安科的人跟我走，广播室！”
办公楼外面的小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四五百号工人把办公楼门口堵得水泄不通，有人举着拳头喊“严查硕鼠”，有人在高呼“给烈士一个交代”。
孙大勇挤进人群的时候，几个工人认出了他，冲着他喊：“孙处长，你是保卫处的，你说句话！老钟的儿子怎么回事！”
孙大勇没有回话，低着头往前挤，他当过兵，转业以后在保卫处干了十几年，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但今天这个场面让他后脊梁骨一阵阵发凉——这几百号人不是在闹事，不是在要待遇，他们是在替一个死了的兄弟讨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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