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啊。”赵大河拽他。
李穗满没动。他看着那师傅揪下一小团面，三下两下擀成一张薄片，然后手起刀落，刀光一闪，面条齐刷刷地落在锅里，每一根都粗细均匀。那动作行云流水，像是练了千百遍。
他的手动了一下，像是在跟着比划。
“你咋了？”赵大河莫名其妙。
“没事。”李穗满收回目光，继续往前走。
很多年以后，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会在最落魄的时候选择重新开一家面馆时，他说：“因为我十九岁那年，在省城的第一个夜晚，站在一家面馆门口看了一个老师傅揉面。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这一辈子会跟面团打那么多交道。”
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那天晚上，李穗满躺在工棚的硬板床上，听着外面搅拌机通宵达旦的轰鸣声，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两百块钱，薄薄的，被他的体温焐得温热。他想起母亲临行前的那个晚上，她坐在黑暗里，手里拿着父亲留下的搪瓷缸子，一动不动的样子。
他不知道她坐到了几点。他只知道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灶膛里的火已经烧旺了，锅里的鸡蛋已经煮好了，母亲站在灶台前面，背影和每一天一样，忙忙碌碌的，看不出任何异常。
“妈。”他喊她。
“嗯？”
“到了省城我就给您写信。”
“好。”
就一个字。
十九岁的李穗满还不明白，母亲把所有的难过和不舍都咽下去了，就像她把那些鸡蛋都让给他吃一样。她说“不爱吃”的时候，是在撒谎。她说“好”的时候，声音平稳得什么都听不出来，但那一个字里，装了一个母亲能给出的全部。
窗外的红色警示灯在一明一灭地闪着，把工棚的铁皮顶子照得一红一暗。搅拌机的声音像一个巨大的铁肺，不停地吸气呼气。
李穗满闭上眼睛。
他得睡了。明天六点就要起来上工，他有的是力气，但他知道光有力气不够。母亲说过——力气是死的，脑子是活的。
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