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雨柱这些天几乎脚不沾地，不是在下乡的路上，就是正扎在哪个乡镇的田埂或滩涂上。
锦西县的乡镇他跑了个遍，靠海吃海的渔村，一望无际的农田，还有石头缝里刨食的山岭村，都留下了他的脚印。
到了地方，他不先去村委会歇脚，总是直奔田间地头。
在海边的望海村，他跟着渔民的小舢板摇摇晃晃到近海，看网里蹦跳的鱼虾；在平原的红星乡，他蹲在泛着白碱的田垄上，捻起一把土在手里搓揉；在山岭的靠山屯，他沿着陡峭的山路往上爬，看村民们在石缝里种的耐旱作物。裤脚沾着泥，鞋帮磨出毛，嗓子因为跟老乡们大声说话而有些沙哑，可他眼里的劲却一点没减。
回到县里，他立刻召集各乡镇的负责人开了个会，桌上摊着从档案柜里翻出来的旧地契和草图。“从今天起，所有乡镇，挨家挨户、逐田逐地，给我把土地丈量清楚。”他敲着桌子，语气不容置疑，“重点是区分——哪些是能打粮食的好地，哪些是石头多、盐碱重、存不住水的孬地，一笔一笔都得记明白，造册存档，一个村都不能含糊。”
有人在底下小声议论，说这活儿太费功夫，眼下正是农忙时节，怕耽误了播种。何雨柱听见了，抬眼扫过去：“农忙重要，这事更重要。”
他知道用不了多久，农村就得变样，改革的风很快就会吹过来。现在趁着集体的力量还在，把该修的渠修了，该分的地划了，到时候才能跟得上趟。
他顿了顿，指着窗外：“排水渠、引水渠，必须修到每一块田边上。低洼地怕涝，就挖深渠排水；高岗地怕旱，就引河水灌溉。钱不够，县里想办法凑；人手不够，各村组织社员义务出工。这是为了往后几十年的收成，谁也不能偷懒。”
命令一下，全县农村都动了起来。清晨的田埂上，总能看到扛着锄头、推着独轮车的社员，男人们挥着铁锹挖渠，女人们带着孩子拾掇田边的碎石，连老人都搬个小马扎坐在地头，给年轻人递水递毛巾。
何雨柱每天都开着那辆半旧的吉普车在各乡镇转，看到渠挖浅了，当场就让返工；看到哪块地的边界标得不清楚，立刻叫村干部来重新丈量。有时赶上饭点，就在老乡家扒拉两口玉米糊糊，放下碗筷接着走。
一个多月后，全县的土地丈量结果汇总到了县里。报表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和标记，清晰地分出了三六九等——好地占了七成，剩下的三成，不是盐碱地就是砂石地，还有些是常年缺水的高旱地，种粮食确实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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