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大楼前的广场上，仰头看着这座巨大的弧形建筑。她在新加坡待了太久，几乎忘了欧洲夏天的日照有多长——已经是傍晚六点多，太阳还挂在半空中，把总部大楼的玻璃幕墙照成一片金色。广场上飘扬着各成员国的国旗，风从五十周年纪念公园的方向吹过来，把旗面吹得猎猎作响。
今天是第二十一条实施细则最后一次技术磋商。会议室在三楼，窗户正对着利奥波德公园的草坪。她到得很早，会议室里只有几个秘书在调试投影设备。她把带来的技术文件逐份排开——回调数据的脱敏摘要、奥姆尼新加坡实验室伦理框架的核心条款、安全观察期刚性条款的数据论证。这些文件她已经在实验室里反复推敲过无数次，每一组数字都烂熟于心，但她还是在会议开始前重新翻了一遍，像是在考试前温习笔记。
与会代表陆续进来。北欧国家的代表穿着深色西装，领带系得一丝不苟；东欧和南欧国家的代表则更随意一些，有人只穿了衬衫，袖口卷到手肘。讨论的焦点很快就集中在“安全观察期”的长度上——北欧国家要求更长，理由是缺乏足够的长期神经发育数据；东欧和南欧国家则主张更灵活，理由是过长的观察期会削弱欧洲在全球神经技术竞争中的地位。张薇被安排在第三位发言。她站起来时，窗外正好有一片云遮住了太阳，会议室里的光线忽然变柔和了一些。
“各位代表，我今天不打算重复之前几轮磋商中已经充分讨论的技术细节。我只想分享一套数据。”她把回调数据的安全参数表格投影在屏幕上。表格横轴是时间，纵轴是自主感评分，中间那条先降后升再趋于平稳的曲线被用不同颜色标注了不同的适应性阶段——红色是排异期，黄色是惯性平台，绿色是长期稳态。平台期的宽度占了整条曲线很大的比例，对应的脚注列着被试的随访日志摘录，每一条日志都对应着平台期中的一个时间点。
“这是目前唯一一套完整的、从标准接口到极端参数再回调至基线的人类活体长期随访数据。被试从初级植入开始，经历了多次参数调整，走完了神经适应性回调的完整路径。这套数据最关键的发现不是某个具体的参数值——而是平台期的长度。被试的自主感在延时参数回调后没有立即恢复，而是在一个中间水平上持续徘徊了很长时间。这意味着——如果安全观察期短于这个时间，我们根本无法观察到自主感是否真正恢复。因此，我建议在实施细则中将最低安全观察期设为刚性条款——不是可以商量的弹性区间，而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如果观察期短于这个时间，我们就是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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