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个县做了三年，刚去的时候，县里有一桩旧案积了五年没结。
两家人为了一块地争了五年，每任知县都断过，每任知县断完都有人上告。我翻了一遍卷宗，发现那块地其实有清楚的界碑，地契上写得明明白白。
我就把两家叫来，问他们为什么不认界碑。
你猜怎么着？
一家说界碑是另一家偷偷挪过的，另一家说是前任知县断过这案子判给了他们。
我把前任知县的判词翻出来看了一遍，发现前任知县判给了第一家。可第一家拿到了地，第二家还在上告。
为什么？
因为第二家不服，他上告到府衙，府衙说维持原判，他又上告到按察司，按察司说发回重审，重审完了判给第二家，第一家又开始上告。
就这么来回翻了五次，地谁也没种上，两家人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林砚秋听完之后没有立刻接话，赵德明又说：“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官场上，有时候解决问题不难，难的是让所有人都接受解决的结果。
你判得再公道，只要有一方不服，他就能一级一级往上告，告到最后大家都下不了台。所以做官的第一条，不是断案有多公道，是你能不能把两头都按住。”
林砚秋问：“那怎么才能把两头都按住？”
赵德明想了想：“有时候靠讲理，有时候靠脸面，有时候靠上面的人打个招呼。你得知道谁跟谁有关系，谁的话谁肯听，谁的面子谁不敢不给。
这些东西，书里不写，科考也不考，可你得学。你不学，在衙门里就寸步难行。”
林砚秋端着茶杯想了一会儿，又问了一个问题：“赵大人，我在工部的时候，看到有些司官做事，明明章程上写得很清楚该他办的，他偏要拖着，拖到最后上峰催了才办。你说他怕什么？”
赵德明笑了一下：“他怕的不是事，是人。他拖着不办，就是在看风向。看谁先动，看谁先表态，看最后这事成了谁得利、出了问题谁担责。
你要是催他，他就说‘这事我得请示上峰’，把球踢上去。你要是不催，他就一直拖着，拖到你自己没脾气。
这种人，每个衙门里都有，你绕不开他们。
对付他们的法子，就是让他知道这事是你盯着的，出了问题你担着，让他没有借口拖。可你也不能盯得太紧，盯得太紧了他就跟你对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