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给看看，这事……还有没有缓？” 大姨抹着眼泪，带着一丝最后的期望看向古民。显然，上次“Excel事件”虽然让古民背了“冷血”名声，但在大姨这类真正被现实逼到绝境的人眼里，他那套“算账”的能力，似乎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古民没有立刻回答。他先拿起那份手写的“要求”仔细看。内容直白而苛刻，几乎是一份单方面的“经济索取清单”，没有任何关于婚后共同生活、责任分担、甚至情感基础的描述。建军表哥在这件事里，完全处于被动和乞求的姿态。
他又看了一眼表哥。建军才三十出头，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眼神里有一种认命般的麻木，以及对“再次拥有家庭”的近乎偏执的渴望。这种渴望，或许源于社会压力、孤独感，或是对第一次失败婚姻的某种补偿心理，让他在这段明显不对等的关系中，失去了基本的议价能力。
“建军哥，你怎么想？” 古民问。
建军抬起头，看了古民一眼，又低下头，声音嘶哑：“我……我喜欢她。她也对我不错。就是她家里……还有她，可能没安全感。我也理解。可是……我实在拿不出那么多。”
“你跟她谈过你的实际情况吗？包括收入、积蓄、家里的情况？” 古民问。
“谈过。她说……她说可以一起努力。但彩礼和房子是底线，不然她家里不同意，她也怕以后……” 建军的声音越来越低。
信息很清楚了。这不是一次平等的婚姻谈判，而是一次基于情感依赖和不安全感的、单向的经济压榨试探。女方（及其家庭）抓住了建军“急于成家”和“二婚自卑”的心理弱点，以及“带孩女性再婚市场价值可能被低估”的自我认知，提出了远超建军支付能力的条件，试图最大化自身经济利益。建军则因情感投入和“怕失去”的心态，陷入被动，甚至可能自我说服“对方的要求合理”。
“大姨，姨夫，建军哥，” 古民放下那份“要求”，语气平静，“这事，光哭和吵没用。咱们得坐下来，把事情掰开揉碎了谈。不是去求对方降价，而是要搞清楚，咱们到底要什么，能付出什么，底线在哪里，以及怎么谈才能不人财两空。”
“还能怎么谈？人家咬死了十八万八和房子！” 大姨夫在床上叹气。
“那就得看，这十八万八和房子，到底是‘必须’，还是‘开价’。” 古民说，“如果是‘必须’，而咱们绝对拿不出，那这婚结不了，长痛不如短痛。如果是‘开价’，那就有得谈。但怎么谈，不能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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